•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館解說詞(五)

    更新時間:2014-04-13    來源:禮儀主持    手機版     字體: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館解說詞(五)

    第三單元紅軍反“圍剿”及其作戰原則的形成

    1930年夏至1934年底前后,紅軍采取正確的作戰方針,連續粉碎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形成了一整套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原則,但由于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導致1934年下半年紅軍反“圍剿”作戰失利(單元說明)。

    第一組 紅軍的發展壯大和戰略轉變

    1930年夏,紅軍開始實行由游擊戰爭向正規戰爭發展的軍事戰略轉變,這一轉變包括作戰形式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和軍隊開始組建正規兵團的組織形式的改變,而作戰形式的改變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和標志。這在人民軍隊發展史上是第一次重大變革。紅軍的發展壯大為實行運動戰奠定了基礎。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發展到約7萬人,地方武裝有3萬多人。這是中革軍委的擴大紅軍總結(文照)。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紅軍代表大會,會議確定集中各地紅軍組建正規軍團。這為實行運動戰提供了首要條件。這是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上海辦事處舊址(照片)。此后紅軍先后集中整編,建立了方面軍、軍團一級的兵團,及20幾個軍。1930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團(照片)、第3軍團(照片)相繼成立。繼而,兩部于8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照片、軍旗),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這是毛澤東和紅軍戰士在一起(照片)。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組成紅2軍團,后來發展成為紅二方面軍。這是紅2軍團第9師師部舊址(照片)。鄂豫皖根據地的紅1軍和紅15軍后來發展成紅四方面軍。這是鄂豫皖根據地紅軍使用過的軍號(文物)。其他根據地的紅軍也相繼組建了正規的紅軍,這是1930年下半年的紅軍序列表(圖表)。紅軍的整編,基本統一了指揮,提高了戰術技術水平,為實行運動戰創造了前提條件。

    隨著紅軍游擊戰爭的不斷勝利,20多塊小蘇區也逐漸發展成為連接成片的、比較鞏固的若干蘇區。這為紅軍實行運動戰提供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闊的回旋余地。這是紅軍繪制印刷的《蘇維埃中國圖》(文物)。

    第二組紅軍一至三次反“圍剿”及作戰原則的形成。

    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重兵開始對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照片),其重點是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照片)。從此,紅軍開始進入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的新階段。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以第18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圍剿”(照片)。紅一方面軍約4萬余人,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文物、制字),五天內打了兩個勝仗(戰例圖),共殲滅國民黨軍1.3萬人,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這是參加第一次反“圍剿”作戰的紅一方面軍第1軍團部分干部合影(照片)。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曾寫到:“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他就是紅軍在這次反“圍剿”的龍岡戰斗中活捉的張輝瓚(照),這是繳獲張輝瓚的駁克槍、鋼筆和懷表(文物)。

    從1931年2月開始,國民黨當局又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調集20萬兵力,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和“分進合擊,互相策應”的戰術,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照片)。紅一方面軍(照片)3萬余人,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仍然堅持“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在15天內由西向東橫掃700里,五戰五勝(戰例圖),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這是紅軍第二次反“圍剿”勝利歌(文物)。

    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任“圍剿”軍總司令(照片),以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調集30萬兵力,采取“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三次“圍剿”。這時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分散在遠離根據地中心的福建建寧一帶,并且經過兩次反“圍剿”作戰還沒有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補充。但毛澤東、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3萬人左右,千里回師中央革命根據地,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避敵主力,打其虛弱”,連戰連捷,殲敵3萬余人(戰例圖),又打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這是毛澤東親筆起草的作戰命令(文物)。蔣介石在南昌作的關于《剿匪基本工作之研究》的講話中,不得不承認其30萬人打不過紅軍的3萬人(文物)。一位國民黨軍官在家書中也寫到:國民黨軍被紅軍“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文物)。

    1930年冬開始,國民黨軍調集重兵對湘鄂西、鄂豫皖根據地實施“圍剿”(照片)。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及地方武裝與“圍剿”軍英勇作戰,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期“圍剿”。這是《紅色中華》號外報道的湘鄂西紅軍取得大勝利的消息(文照),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紅軍留給湖北鶴峰縣群眾的留聲機(文物)。這是1931年初,中共中央為建立紅軍的無線電通訊,從上海運到洪湖革命根據地的一套收發報機(文物)。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和地方武裝,采取機動靈活的作戰原則,于1930年11月至次年5月連續取得了兩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是當年紅軍畫在墻上的宣傳畫(照)。

    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據地的紅4軍和紅25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全軍近3萬人,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序列表)。這是紅四方面軍軍旗和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文物、照片)。紅四方面軍是繼紅一方面軍之后組建的有進行戰役作戰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隊,它對于鄂豫皖紅軍的進一步發展和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都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紅四方面軍一部(照片)。

    紅四方面軍成立后,先后發起四次戰役。共殲敵約6萬人,至使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未及發動,即宣告流產。這是曾經配合紅軍參加過黃安戰役的“列寧號”飛機(照片)。蘇家埠戰役勝利捷報(文照)。紅軍的作戰緊緊依托根據地和廣大人民的支援,這是革命根據地的赤衛隊迷惑恐嚇敵人的汽油桶――假機關槍、用以破壞敵人通訊線路的鋸(文物)。

    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國民黨軍隊亦連續分別對湘贛、湘鄂贛、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行“圍剿”,企圖隔斷中央根據地紅軍與相鄰根據地紅軍之間的策應和支援。這是《民國日報》的有關報道(文照)。湘贛、湘鄂贛、贛東北根據地的紅軍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不斷取得反“圍剿”的勝利。這是到湘贛革命根據地投入反“圍剿”作戰的紅7軍參加集會時的情形(照片);湘鄂贛蘇維埃政府頒發的戶籍門牌(文物);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紅10軍的宣傳畫(照片)。

    第1至3次反“圍剿”作戰勝利后,紅軍的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基本形成。這些原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以反“圍剿”為主要形式,依托根據地作戰。(二)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三)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四)不失時機地實施進攻,擴大戰果或將敵之“圍剿”打破于計劃實施之前(制字)。

    第三組紅軍進行初步正規化建設

    紅軍進行初步正規化建設,是紅軍實行戰略轉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實現了初步的統一領導和指揮。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將原作為全黨軍事運動指導機關的中央軍事部,改作為全國紅軍統帥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的紅軍。這是大會主席團檢閱紅軍(照)。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瑞金成立(照片)。軍委主席為朱德(照),副主席為王稼祥(照)、彭德懷(照),這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鋼印(文物)。

    條例、條令是軍隊的法規,是軍人行為的準則,是軍隊正規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央軍委制定的《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文物)、《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條例草案》(文物)等4個條例。此后,又頒布了一系列具體的條例、條令。這對紅軍正規化建設具有規范化意義。這是中革軍委頒發的《蘇維埃和群眾團體紅軍旗幟印信式樣》(文物)。

    在正規化建設的過程中,紅軍開始建立并逐漸形成部隊的訓練制度。針對不同的對象制定不同的訓練科目和訓練方式。這是紅軍在苦練殺敵本領(照片)。

    紅軍還分別建立了炮兵、工兵、重機槍(照片)和無線電(照片、文物)等特種分隊。它們在紅軍中的比重不大,也很弱小,卻是極其寶貴的。這是紅軍電臺使用的充電機(文物)。

    “政治工作是我們紅軍的生命線”(文摘)。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文照),它給紅軍政治工作以法規的地位。使紅軍政治工作沿著制度化、規范化的道路發展。

    紅軍的政治工作,既要靠政治機關的組織領導,又必須面向基層。1931年2月,蘇區中央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總政治部并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1932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成立,這是紅軍總政治部全體人員合影(照片)。紅軍還建立了一些職能部門和直屬單位,創辦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報》和《紅星畫報》(文物)。《紅星畫報》這種文字簡短、內容精辟、以畫為主、一目了然的宣傳形式,成為廣大官兵所能接受,而又喜聞樂見的讀物。但是,由于戰爭年代條件的艱苦和戰爭的殘酷,該畫報發行后基本上失落,留存的便彌足珍貴。軍事博物館建館后,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將保存完好的《紅星畫報》第1-7期捐獻給軍事博物館,本館作為一級文物珍藏和陳列。當時,在各戰略區還相繼建立了劇社等宣傳單位,豐富了部隊的文化生活。這是紅軍宣傳隊在跳紅星舞(照片)。在加強基層政治工作建設中,還采取了設政治戰士、設紅星獎章、授團旗和頒布紅軍誓詞等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官兵的革命榮譽感和責任感。這是周恩來、朱德、彭紹輝和楊得志榮獲的紅星獎章(文物)。它們記錄著成就和輝煌。紅星獎章是我軍最早的獎章,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對有特殊功勛的紅軍指戰員的最高獎賞。紅星獎章的頒發,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廣大指戰員的斗志,激發了他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對加強紅軍隊伍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紅軍積極培養各類人才,努力提高部隊素質。各革命根據地都創辦了各類紅軍學校(表),組織和實施不同層次、不同學科和專業的教學。這是紅軍大學學員出早操的情形(照片)。紅軍衛生學校舊址(照片)。紅軍學校使用的部分教材(文物)。紅軍學員王文禮的畢業證書和他用步槍擊落敵機后榮獲的獎章(文物)。

    在正規化建設中,紅軍的后勤機關從司令部編制中分離出來,與司令部、政治部構成部隊三機關的體制。還建立了后方醫院(照片)、兵工廠、被服廠等后勤保障機構,為紅軍戰勝敵人提供物質保證。這是兵工廠制造的部分武器(文物)、被服廠使用的縫紉機(文物)。

    在紅軍進行正規化的建設中,地方部隊與群眾武裝也不斷得到加強。黨領導的主力紅軍、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結合的人民武裝力量體制。這是赤衛隊一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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